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国青

　　陈国青认为，下一阶段主导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新兴技术将具有五大特点。

　　“很多迹象表明，信息技术即将迈入下一个阶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国青并不是随口说出这样一个判断，而是基于他对信息技术大量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日本发展迅速，很多西方学者去到日本，总结出了JIT等管理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得很不错，我们也希望能够总结出中国式的管理理念和最佳实践。”带着这样的希望，陈国青开始深入中国的企业，并与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一起研究有关的案例。其中很多都与企业的信息化有关。《IT战略与竞争优势》就是陈国青与国际著名IT学者、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兰和理查德·诺兰共同撰写的著作。

　　除此之外，陈国青还是国际计算机协会(ACM)会员、数据管理专业委员会(SIGMOD)和知识发现专业委员会(SIGKDD)成员；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CNAIS)的主席；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并担任着多个国际会议的主席。

　　这样一位在企业管理、企业信息系统领域有着实践和学术上双重造诣，既了解中国本土的情况，又与国外的学界、业界有着广泛交流的学者，怎样理解企业的信息化？在深入研究企业信息化案例的时候，他有什么发现？他怎么看待信息化未来的发展趋势？带着这些问题，《CIO INSIGHT／信息方略》杂志社记者与陈国青进行了一次专访。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对话。

　　CIOI：你如何理解信息化？

　　陈国青：我觉得企业信息化本身就是企业发展中的一种演化，我们把这种演化称做刺激-响应螺旋。所谓刺激-响应螺旋就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广泛应用呈现着一种刺激与响应的螺旋模式。也就是说，信息技术的需求和对信息技术的创新是在不断对应着、不断升级着，因而它们对企业的发展产生着深刻、深远的影响。

　　这种螺旋模式表明，人们有很多需求，这促使企业去创新，同时也促进了很多商机；这又再次促进新的消费、新的需求。对于企业来说，同样的道理，当外界有了新的技术之后，不管新技术是由谁最先提出来的，企业都面临是否将这些新技术融入到自己的企业业务中去的挑战，进而成为其产品和服务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融合的演化过程，其中体现了日趋丰富的信息化内涵。

　　CIOI：你在国内也做了很多企业信息化的案例，从这些案例当中你有什么发现呢？

　　陈国青：我觉得企业信息化的具体目的都各有不同，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围绕着企业发展战略。因为每家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比如，我们在做有关联想和神州数码上ERP系统的案例时，对于为什么上ERP的问题，神州数码决策层表示，其实不是为省钱，而是为了提升了企业的敏捷度。神州数码是一个IT企业，而IT这个领域日新月异，所以它需要应变，需要非常地敏捷，包括对外界的敏感性和企业本身变化的敏感性；而对于联想集团来讲，其ERP实施以及一系列信息化，实际上是为联想／Lenovo日后包括并购IBM PC在内的一系列发展，提供了一个跟国际上同样的大公司进行对话的业务语言。

　　再来说中远集团案例，与国外那些大的航运企业相比，当时中远集团总体的运载能力是在前几名的，但是它的服务比较弱。比如，它可能并不很清楚，集装箱要运出去的时候，状态怎么样、有没有丢失、有没有损坏等；另外，对于一条航线起点和重点的市场情况，如果企业能够掌握得很清楚的话，那么一次航运的返程，就可以顺便就会把货从别的地方带回来；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就得派另一艘船过去。

　　因此对于中远集团的竞争和发展来讲，信息技术具有高度战略性。他们整合了三个特别重要的系统，一个是航海卫星定位系统，负责定位船只；第二，他们又引入了一个集装箱管理系统，它可以反映货物所在的地方以及其状态如何；第三，安装实施了SAP R／3财务系统。这样，决策高层不仅能够及时了解物流状态，也掌握相应的财务的信息。这时候企业对信息技术已经形成了战略性依赖。

　　CIOI：你所了解的企业信息化大多是从CEO角度来看的，那CEO是如何来了解信息技术的呢？

　　陈国青：CEO对信息技术的兴趣都是由企业发展所导致的，就是说都碰到问题了。联想要做大做强，要跟世界五百强竞争的时候发现世界五百强都用某些信息技术，这就变成了大家必须要有的东西。中远集团也是，为什么货物、船、财务总是连不到一起？挣了多少钱和卖了多少货？货和船的需求关系什么样？要提高服务水平的话，就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整合起来，也就是物理的和财务的要整合，整合的结果就是物理流和财务之间有匹配，然后能够回溯、能够切分，以信息分析支持高层决策。

　　CEO应从一个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信息化，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信息战略。

　　CIOI：你最初为什么会选择这几家企业进行案例分析呢？

　　陈国青：我们在选择这些案例的时候，是跟中国发生的几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事是.com的出现，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有一种新技术叫做网络，当网络开始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突然开始对很多业务模式产生冲击。那个时候有人说，中间商将要就此消失，因为人们以后可以直接在网络上买东西；类似旅行社这样的中间的贸易公司都将不复存在等等。

　　当.com的旌旗大展之后，你会突然感觉到我们的组织结构都开始变得扁平，这就是进一步对组织的治理、文化产生了影响。比如，我是一个企业元老或者一个领导，原来我有几十个下属，感觉很满足。然后，突然这个中间层没了。那么，在那个时候，有的企业可能会保守地应对这些新技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以维护既得的满足感。但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你的伙伴、对手、客户全都应用了，除非你跟大家不接触，否则你也必须采取行动。如果你跟大家一样做生意，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无法回避，而且离不开这些技术。对于国际化比较早的企业来说，这种感觉会更明显。

　　对于这些技术，企业不论是主动采纳还是被动接收，技术和企业之间都会产生分化，这个时候企业就会想，这个技术对我会有什么冲击？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要了解，一个新技术出现之后，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第二个事件是中国加入WTO，那是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那几年，中国进入WTO之日，就是中国企业要与国外企业短兵相接之时，这个时候，IT这一“现代武器”当然也会有作用，中远就是一例。

　　第三拨案例就到了最近两年，也就是2007年和2008年，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社会上出现了跟信息技术相关的一个状况是，信息融合更加深入了。

　　CIOI：那么你能否讲一下近两年你所看到的融合的状况？

　　陈国青：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动向，比如IBM把自己的PC卖掉了，它声称自己是一个服务型的企业。除了出现了这样的企业之外，还出现了一些学科，虽然还有争议，但是还是有一些端倪，比如服务科学、万维学、云计算等，不论是业界还是学界，都在谈这些东西。其实，这是因为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现在要把它归纳成为一门科学，或者一个行业、一种模式。现在正处于一种归纳的阶段。此前比较流行的网格计算概念，其实都有云计算的影子在里面。但是，现在就有人试图对这个进行归纳，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现象了，该提炼了。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批最新技术显露趋势的时候，是开始围绕服务开展业务的恰当时机。我最近的两个案例，就是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企业都会碰到从产品导向到服务导向的转型的问题。

　　CIOI：你现在是否看到了信息化即将进入下个阶段的端倪？

　　陈国青：诺兰曾经提出的三个阶段对应着三个技术，这中间是一个不连续的、重新学习的过程。第一个是主机，第二个是个人计算机，第三个是网络。我觉得他当时提出的网络是网络1.0，现在来看是网络2.0，后面就会是3.0了，实际上，我感觉现在正在出现一个新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还没有跳出来，它还是网络，但是它有一些3.0的元素，比如说语义网络，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交叉服务会导致有一波新的电子商务。这个，我认为是在2000年.com之后的一个新兴电子商务，这个我们叫做新兴技术导致的电子商务。目前已经有了一些特征。

　　CIOI：那么你认为这些新的技术形式会有哪些特征呢？

　　陈国青：我归纳有5个特点，这5个特点在其他技术形式中也都单个地出现过，但是新的技术形式特别集中地表现出了这5个特点。

　　第一是移动性，或者叫它泛在性，例如我现在拿着手机可以上网、可以看电视、可以休闲、可以付款等等，生活就变成了移动的。

　　第二个是虚拟，过去也在讲虚拟，但是现在的虚拟概念我觉得非常不同了，它是指类似“Second Life”的形式。这种虚拟并不是原来那种简单的游戏，现在我可能一天多少个小时都在网上，而且我在网上做的一些事情，是我在物理空间做不了的，我可能会得到一些心理的满足。那么你会发现，一个人或者一帮人一天用十多个小时做这件事，这就跟他的生活一样了。因此，出现了他的行为，社会行为、个人行为，这都会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现在的虚拟性和原来的虚拟性已经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了。

　　第三个特点就是个性化。个性化会包括博客等形式，包括一些很个性的表达，还包括一些舆论空间，这也都跟以前大不一样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你要服务于个性的客户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改变。所以说此时的个性化不单是一个商机，人本身会出现很多个性的需求，或者叫做心理的形态。

　　第四个就是极端数据。所谓的极端数据，它后面的动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交叉服务问题导致的，而最直接的原因，举例来说就是：现在一部手机上不仅有语音、文字，还有多媒体。这个时候假如我们讨论背后的数据库的话，我们会发现一种“偏移”。如果我把数据库看成一个频谱，频谱的一头是规范数据库，它是二维的、关系型的、规范化的；另一头是很复杂的、多样化的、非结构的，那么现在数据正在走向复杂、多样，我们把它叫做极端数据。推动这种“偏移”的就是交叉服务。如果在一个媒介上出现了多样的服务，比如多媒体、电视、影像等，那此时你需要对数据的支持、分析，也不在一个含义上了。所以，极端数据的定义，是由新设备生成的以新的方式被使用的数据。

　　第五个特点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社会性。比如QQ、驴友这些，如果你参加了一些网络上的俱乐部之后，你本来可能是不去钓鱼的，但是大家说好了明天要去钓鱼，你就会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去买渔具，然后大家一块去干一件事情；还有团购、买房子，本来我没想去，但是被大家一说你就去了，由此导致的是社会性，使人们不断产生社会行为，进而导致商机出现。

　　这五种特点过去也有，但是当它们集中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一种比较新兴的东西，而且它目前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CIOI：你近几年跟哈佛大学的教授也在一起合作、做研究，你觉得他们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符合程度有多少？

　　陈国青：其实是有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例如诺兰理论，他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企业跟技术相碰撞的时候，技术要进入到这个企业，或者企业要接受这个技术。这里面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学习问题，这个学习他认为是跟人的学习一样，是S型曲线的。

　　那么我们对中国的很多企业进行调研发现，在群体上，我们发现是S型的。这是与诺兰理论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是在行业和个体上，有S型的，也有波浪型的，也有近似线性平缓增长型的。

　　这里我们进一步分析，比如说呈现S型的企业，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和信息规划做得比较好的企业。随着新技术的进入，它会比较理性地学习，或者比较连续地学习。

　　中国的情况还有一点不同是，当行政命令产生很强作用力的时候，它的动作就不是很平滑的。比较好的公司它有战略规划，这种规划一定是和企业发展同步的，通常呈现慢慢发展、向上的过程。但是中国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速度很快等因素，相对会有很多的颠簸，同时，不同企业对信息技术本身的理解也不同，所以出现很多不规范的增长模式(见图表)。S型增长是比较成熟、理性、规范的。

　　波浪型的，主要是一些创业的，或者当时的一些IT企业，因为它们当时比较不成熟，会有一些波动。

　　还有一些企业是很传统的，比如农林牧副渔，其信息化很慢，同时信息技术在其中还没有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是随着大家慢慢地在提升，这种提升并不是指数型的，而是线性的。

　　因此这种结果和诺兰的有一些不同，因为诺兰认为这些个体都是一样的。可能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它们大都比较成熟了，或者说它的主导企业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其他企业比重不大。但是在中国，企业增长的模式是比较多样的。